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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信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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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信教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晓峰
 
虽然我们上面谈到了大学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及“老板”阶层所代表的经济界的“信教热”。但不可否认,中国还存在一些与上述群体特征迥异的农民信徒群体,他们才是中国基督徒的主力军。中国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之初掀起的“基督教热”也多于农村兴起,学术界最早探讨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文章也关注于这一群体。[1]这种关注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重点。2008年,中国农村基督教继续近几年来的整体发展脉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弱势群体仍为农民信徒的主要构成因素
据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教授十年前的考察,中国内地农村信徒因治病免灾而寻求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站到60%以上[2]。那么,如今的情况又如何呢?对山西张店镇的调查显示,有52.8%的人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有46.3%的人是因为家庭遭遇祸患或办事不顺而信教的,只有2.4%的人是因为精神追求而信主。[3]同样,对于山西南部A村的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基督教能消除疾病,使家里人平安而信教的人达到142人,占被访信徒的85%,而在问道募捐的动机时,有44.9%的信徒选择了可依“消灾除病”。[4]这同样在笔者近几年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在浙江省钱库镇XJ村,有位基督徒谈到信主原因时,直接回答说:“因为自己的女儿生病,求佛、烧香都不管用,打针也不见效果,但信耶稣后,其病情逐渐好转,因而就信了。”[5]在内蒙翁牛特旗S村,很多信徒因为自己或家人得了久治不愈之症,比如脑瘫、癌症而信教。笔者近日于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进行抽样调研获得的数据显示,有48.6%的信徒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上述数据说明,病人求医治是农村信徒信教的一个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老人、妇女、文凭低者,在农村教会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有学者在贵州西北地区的调研显示“到2002年3月底, 整个毕节地区基督教信徒中有文盲半文盲48352人, 占58.03%, 小学的25984人, 占31.31%, 小学以下文化层次的占其总数的89.34%。”在山东T县某聚会点,王某十多年来一直是《圣经》的宣读者和诠释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读过一年初中,比较“有文化”。[6]另外,“在黔西北农村地区, 男尊女卑, 大男子主义观念依然存在, 这使许多村妇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这也促使当地女性容易接受宗教信仰。2002年3月底, 毕节地区有女性信徒48988人, 占其总数的59.03%。”[7]笔者于2008年年底赴云南曲靖市进行有关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研,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曲靖市麒麟区,50岁以上信徒占60%以上,30-50岁的信徒约占30%,18-30岁的占10%。女性大概占80-90%。信徒主要为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与郊外的农村人口,这两部分合起来大概占80%左右。在宣威市城区教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一半比例,妇女占聚会信徒70%以上,约60%的信徒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这其中,只有10%左右的信徒有正式工作,其他多为打工与自由职业者。同样,笔者在永城市条河乡十几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5%左右的问卷填写者为女性信徒。
无疑,社会弱势群体眼中的上帝,就是那些有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还有些虚无缥缈。
(2)基督教在部分农村起到丰富文化及道德约束功能
农民之所以走入教堂,除弱势群体寻求帮助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导致很多农民在农闲时无所事事,而在农忙时又无调节身心之处。中国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还很难满足农民在精神层面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教堂及活动无疑成为人们社交、娱乐并陶冶情操的替代场所。2008年,一份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某村基督教的调研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南村及更多区域的村庄,大部分农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打麻将和玩纸牌”,而“信徒除了每周日在南村教堂聚会一次,一般在自己家也进行。如唱赞美诗,讲圣经和共同祷告。在圣诞、春节,信徒看碟片,学习舞蹈和表演节目。”2008年元宵节,该村基督教邀请某县一个约有15名基督徒组成的乐队表演根据《圣经》和《迦南诗选》改编的节目,其中有舞蹈、独唱和快板。当时“尽管大雪融化后道路泥泞,然而附近村落没有信神的农民也纷纷前来观看‘热闹’。其中有步履蹒跚、白发如雪的80岁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少妇和年轻男子,还有数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组长。”[8]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教会的这种“集体活动”同样具有吸引力,2008年,另一份关于安徽省泗县的调查报告记载:“城关镇教堂设有‘唱诗班’,每天下午都有读经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开办‘青年读经班’,对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进行宗教知识培训和普及乐理知识,丰富了青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9]无疑,这些共同的信仰及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及社交范围,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内容。
另外在农村,基督教教义对于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惯有禁止性规定,更不允许信徒有偷盗、打人、骂人等行为,同时要求人们要诚实、不嫉妒、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教徒间要亲同兄弟姊妹,这些教义无疑有助于教徒在日常行为中约束自己,并在被动的“怕主惩罚”的意义上获得道德提升。这点不妨举2008年年底笔者在云南宣威地区调研时获得的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有刘姓信徒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基督徒的良好公民形象。有一次他请生意上的伙伴吃饭,饭后那个人要“洗脚”,刘先生认为这种“休闲活动”有悖于他的信仰,于是拿出400元让那个人自己去了。另一位单姓信徒不同意刘先生助长那种违反圣经诫命的做法,他认为压根儿就不应该给那个人钱。擅长举例的他又向我们说出了这样一个见证,以说明信仰对于一个基督徒行为上的约束以及他既不同意刘先生做法的态度。单先生说他不久前患了命,发烧咳嗽,医药无用,向上帝祷告也始终不好,经过多日折磨,他认为自己找到病因,是因为多日前,他摸了麻将。当时朋友玩麻将三缺一,在他们再三邀请下,他碍于情面就加入其中,但为了让上帝原谅,他决定赢了钱也不要,输了钱自己出,结果他赢钱了,并把钱都还给了其他人。他认为就是这样,神还是怪罪他了。找到病因后,他痛哭流涕向上帝忏悔自己的行为,于是病很快就好了。这更加坚定了单先生不做违背圣经原则,哪怕是向世俗风气妥协的行为。单先生甚至还认为正是“神”让他改变了“翘二郎腿”这个对人不敬、但改了几十年也改不了的生活习惯。
(3)弱势群体的构成决定着农民基督信仰的功利性、不稳定性性、盲目性
农村信徒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进入教堂时绝对不是心灰意冷来寻找解脱的,而是带有某种现实的期待,期待自己病体痊愈、期待自己死后入天堂、盼望自己事业顺利,甚至盼望自己财运亨通的……。当然也有信徒认为自己来这里是寻心灵平安、灵魂得救的,但根据各项调查显示,因这种目的而信教的农村信徒,只为少数。难怪有基督教界人士抱怨“有的人信耶稣仅仅把教会当医院把耶稣当医生而已,有病找耶稣无病就忘记”。[10]就此有学者总结到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化的形成更多的来自于教徒的精神动力,或曰‘心诚则灵’,而不是来自于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或感悟。”[11]这种功利性直接决定了农民信徒的不稳定及信仰上的反复性,有的人抱着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来,但参加聚会多日后无效,或者因为农忙无暇参与,又离开教会。笔者在内蒙S村调研时获知,村中有位信徒因为自己祈祷后,自己生病瘫痪的毛驴可站立行走而信仰基督教,而正是这个因他家的毛驴站起来而信教的村民,在此驴第二天又倒下而多次祷告无效后,不再参加聚会。
同时,农民信徒信仰的片面性、盲目性也很明显。这或许和我们将要提到的农村地区合格的教牧人员较少有关。有学者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统计“目前整个(贵州——笔者加)毕节地区有基督教信徒85338人, 全区有教牧人员364人, 其中牧师22人, 长老120人,传道222人。在毕节西四县共有基督教徒73833人,只有208名教牧人员, 其中有牧师21人, 长老71人,其余大多数是传道员。而22名牧师中, 21名分于西四县。从整个毕节地区来看, 教牧人员和信徒的比例约是1: 203, 其中牧师和信徒的比例约1: 3356。”[12]2006年,在安徽某县曾有民间自封传道人谎称某女性信徒因邪魔缠身,须对其灌输仙气才能驱魔,于是捂住该女子口鼻对其吹气,导致该信徒窒息。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农民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中的吉祥动物的,有的地方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动物的图案。[16]有的地方信徒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17]合格的教牧人员在农村地区的匮乏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自封传道人及错误教义的盛行。比如有的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13],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14]有的地区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15]
(4)农村基督教信仰趋向衰落和转型
虽然农村基督徒在中国基督徒整体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毋庸置疑,这一群体面临着众多挑战。挑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外出务工潮、城镇化、理性化。以笔者2008年底走访的云南宣威地区教会为例,2005年,该市(县级市)基督教协会内部统计的结果显示,共有信徒10046人。而如今,据某些信徒大胆估计,也不过有9000人。其中首要原因便是外出打工信徒数量较多,据某位教会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宣威市外出打工的信徒共有1700多人,占整个宣威市信徒人数近1/4;另外,信徒素质太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名声,使很多人不原意加入;再次,一些邪教组织,尤其是“东方闪电”、“二两粮”(即门徒会)的活动频繁,这一方面造成人们对基督教的误解,同时也确实从教会中拉走了很多人。有位教会人士直言不讳,之所以90年代信徒发展比2000年后快,原因是“90年代,没有邪教,现在东方闪电专门来破坏教会,把人拉走了不少。”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村基督教也产生较大影响。2007年,笔者曾到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某村教堂调研。该村目前的常住人口是4000多人,但据一些老信徒回忆,以前的人口有近万人,之后很多人都搬到了附近的QK镇、LG镇和温州市居住,这其中有很多基督徒。即使是村中的常住村民,但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各城镇与村子之间,所以一些信徒提到这几年村中参加礼拜的人甚至有所减少也不足为奇。另外,随着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农村医疗、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改善,农村信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将趋于理性化,进而非理性因素将在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作用上有所减弱,进而使基督信仰在农村逐渐失去市场。
以上几个方面对于农村基督教的冲击必然会带来农村基督教的转型,换句话说,这或许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因为衰落是就数量而言,而机遇是就信徒的素质论。比如,外来务工及城镇化过程,在带来信徒人数上的波动的同时,信徒的流动也引起了一些有关信仰知识、内容及理解方面的交流、互动。在外生活或作生意的人经常将外面的见闻,及对于自身信仰的理解带回到本地,丰富当地基督宗教信仰的形式及内容,增加了信徒们所谓的属灵的内容。另外,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也带来了基督徒文化层次的改变,虽然信徒的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于非信徒水平,但这无疑为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条件。
(5)农民工信徒群体惹人注目
农村教会之所以出现“老年人、妇女及体弱者”多的现象,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农村信徒的功利性、弱势性等原因外,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农村很多青壮年,尤其是男性均外出打工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个事实,这直接导致农村信徒中,男性青壮年人数较少这一现状,所以“三多”现象除了是农村基督徒的特征外,也是中国目前很多农村的典型特征。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群中有些本身在农村中就是基督徒,而有些则是在城市中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基督教并最终走入教会的,那么这些农民工信徒的信仰状况又如何呢?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之一便是这些信徒的信仰归属问题,因农民信徒在城市中较大规模的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感,而遭到边缘化;城市中另外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因为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也同样无法成为这些城市中务工人员信徒的栖身之处。最终,在城市中,农村信徒不得不建立自己专门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往往因为老乡关系介绍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很容易吸引到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据有的学者分析,“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一方面来自于农民信徒信仰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乡村大型教会有意识进行城市宣教和植堂的结果。这些乡村教会在城市的发展,首先导致的是农村教会在人数及人才上的萎缩。其次,城市中的乡村教会自身也面临着更为紧张的生存方式、更为个体性的生活方式、更为理性化的信仰方式等方面的挑战。[18]
 


[1]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浩:《试析目前国内基督教信徒人数增加的原因》,载《宗教》,1982年第1期;田宗成:《新时期农村基督教问题探讨》,载《宗教》1985年第2期;蒋志敏、徐祖根:《面对十字架的思考——中国“基督教热”透视》,载《瞭望》,1989年第5期。
[2] 参阅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版,第226页。
[3] 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4] 程俊飞、刘宪俊:《基督教在晋南农村盛行的实证研究——以晋南A村为例》,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 唐晓峰:《基督宗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基督宗教化”——对华东X村基督宗教民俗化特征的考察和反思》,载《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第106页。
[6] 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95页。
[7] 吴道军:《黔西北地区基督教现状调查分析》,载《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44-45页。
[8] 参阅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
[9] 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载《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第2页。
[10] 捍道:《农村教会危机令人担忧》,载《天风》,2008年10月,第34页。
[11] 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97页。
[12] 吴道军:《黔西北地区基督教现状调查分析》,载《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45页。
[13] 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7,原文为“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参阅王美秀:《多元社会里中国基督教的多样性——以一与多为框架探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活力与张力》,该文为“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公开发表。
[14] 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载《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第3-4页。
[15] 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97页。
[16] 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载《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第3页。
[17] 参阅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
[18] 参阅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载余国良编著:《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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