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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赵紫宸——解放之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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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www.religionart.org

2009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基督宗教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上,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杨熙楠总监与笔者谈到赵紫宸思想的研究。他很想了解紫宸先生晚年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他提到,赵紫宸先生的思想在海外学界和教会界虽有众多关注和著述,但对其晚年的思想和生活现状,人们知之甚少。杨熙楠博士所谈到的内容在我2006年出版的《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亦较少提及。笔者遂在会后,利用业余时间整理资料,访谈赵紫宸亲属、学生,草就此文,以飨读者

 
本文之所以使用“夜鹰之志”这个标题,与赵紫宸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录有关,这篇回忆录题为《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发表于1964年《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在这篇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时,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始,“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却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那夜鹰的眼睛就睁不开了。”[1]这句话是“自嘲”、是“反省”,紫宸先生将自己比喻为“夜鹰”,只能翱翔在黑暗的旧世界中,而在新中国的光芒照耀下便折翼了,他借助夜鹰贬低自己的政治觉悟及在新中国的所作所为。笔者题中的“夜鹰”一词,并非在赵紫宸自贬的含义上来使用,夜鹰能在黑暗中翱翔、捕食,本身便值得称道,更何况谁又能否认它心存的远大志向?退一步说黑夜总会迎来黎明,而白昼又总会迈入黑夜。
一、解放之忧
说赵紫宸满心欢喜地迎接北平解放,心甘情愿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笔者相信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1948年底的赵紫宸无论如何是欢喜不起来的,此时其心中更多的是忧虑。忧虑自己曾经将共产主义制度解读为“压抑人的制度”[2],忧虑可能发生的“人身迫害”,忧虑宗教学院的未来,更忧虑自己的人生抉择是否正确……。
在此之前,紫宸先生本可去香港著书立说,也可以滞留美国讲学定居,或随宗教学院迁往菲律宾办学,但他都拒绝了。1946年,赵紫宸曾经因宗教学院办学规模及发展方向上与教务长司徒雷登发生龃龉而被解除院长一职,在此期间,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曾答应赵紫宸来港安度晚年、著书立说,不但薪金不减,而且各项待遇均优厚。未来可能的安逸生活,反倒让赵紫宸反省自己一时冲动的作法,他反问自己:“若是‘以暴易暴’,则我将安归?中国已可不亡,香港却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我该离乡背井寻找渺茫的天堂么?”[3]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他以“去美国讲学”为由,婉拒了何明华的好意,但香港圣公会的工作机会永远为赵先生预留。美国之行,紫宸先生除了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并进行大会演讲外,还积极为宗教学院的发展进行募款。他分别找到教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他拜访了《时代》、《生活》与《幸福》杂志的经理鲁斯,又到了金陵神学董事会,拜访了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樊都生。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共产党政权执政指日可待之际,赵紫宸以其国际声望完全可以在美国谋职,甚至在1948年终,北平解放之时,他还收到了纽约协和神学院邀其作客籍教授的信件。但这些都没有让以祖国及民族为重的紫宸先生动心。解放之初,宗教学院瑞士籍教授王克私(Philipe.de.Vargas)曾提议将宗教学院搬到菲律宾去,并动员学生去。但除外籍教师和个别学生外,赵先生与大多数宗教学院的师生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坚持将宗教学院留在北京。
对于紫宸先生,解放前后的心情肯定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如何?不知道一个无神论政党能否能容纳有神论的存在?更不知道自己及自己一手经营的宗教学院的前途和命运如何?即便如此,紫宸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宗教学院的发展,关心宗教学院的每一个人。他的学生韩宗尧曾回忆道,在北京快解放时,李荣芳的妻子和女儿到了上海,老人家一人留在北京,赵紫宸便让自己陪李先生过夜。学院里,美国音乐教授范天祥(Bliss Mitchell Wiant的音乐课一直很受欢迎。但在解放前后,燕大和宗教学院的学生没有人选修他的课,赵先生便动员几位学生和他学风琴。紫宸先生还一如既往的给每位毕业生赠诗,表达他对每个学生的认识和希望,他给学生骆振芳的诗中如此写道:闻道心能净,安贫士有常。葡萄花结实,荆棘凤栖芳。身倚双锋剑,衣振千仞岗。茫茫初俯视,赖主得安康。诗中不但寄托了对爱徒的期望,还将学生的名字隐含诗中。
在经过一段时间看似平静的日子后,赵先生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便放下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他甚至形容解放军是“从未见过的朴素、英勇的好军队”;共产党的政策容忍开明,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作为基督徒,紫宸先生本人还可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看到了基督教及基督徒在一个崭新的政权下发挥作用的可能及未来。在1949年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明确表达了这种信心,认为人们“有理由为革命力量的胜利而欢欣。”[4]在此之后,新政权的一系列作法显然没有让紫宸先生失望,一切均按他所期盼的方向发展。北平解放后,军管会曾邀请赵紫宸参与座谈,就宗教问题征求其建议,军管会对他的尊重及人民解放军的严整军容让他欢喜鼓舞,他回到宗教学院后,在师生面前高度评价了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政权,在这段时间,他带领学生们到城里向基督徒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安定人心。[5]1949年9月,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两日后的《人民日报》亦发表社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既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也有拒绝信仰宗教之自由。”[6]紫宸先生作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五位代表之一[7]参加了本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明确,无疑让他倍感欣慰,他甚至有了沟通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新设想,1949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普世教会协会总干事胡富德(W.A.Visser't Hooft),信中如此憧憬道:“如果我们的灵程冒险获得成功,就会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立起桥梁。”[8]在他看来,任何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都有精神建设的需要,而基督教无疑可以在精神建设方面贡献其力量,甚至是唯一可以提供道德和精神基础的力量,这对于共产主义也不例外。
基于这种乐观的考量,他写信给在国外的子女,要求他(她)们回国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解放前夕,赵紫宸写信给刚刚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女儿赵萝蕤,告诉她“解放军进城,秩序井然”,让她回国来为国效力,在父亲近乎命令的口气下,赵萝蕤乘坐为傅作义空投物资的飞机降落在重重包围中的北平,他还督促在香港中国民航起义的长子景心,放弃在港工作的优厚待遇,回到北京,任职于中国航空营运处。赵景德也积极办理回国事宜,后来因为美国政府的阻挠,终未成行,赵紫宸甚至通过印度大使馆周旋,但换来的结果是每月景德必须到移民局报到。同时赵紫宸还写信给美国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正在为是否回国举棋不定的蔡咏春,让他回到宗教学院任教。在给蔡咏春的信中,赵紫宸对于新政权的种种澄清让蔡咏春打消了顾虑,不顾亲朋的劝阻,举家来到燕园,任教于宗教学院。
解放初期的赵紫宸,度过了些许彷徨、不安的时日,而几个月来宗教学院的正常运作及新政权对于宗教的政策表态也让他不安的心有了些许平静,儿女陆续回到身边,自己颇为器重的学生蔡咏春也回到宗教学院任教。这一切让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这种希望在宗教学院的发展,在于教会自身的革新,在于基督教对于新社会可能的巨大贡献。


[1]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3页。
[2] 因为在赵紫宸看来社会上的问题不是用共产党所宣称的暴力和仇恨所能解决的,乃只能透过基督教爱心的精神。
[3]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120页。
[4]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解放初,燕大的学生到城里各行各业的市民中宣传党的政策,赵先生亲自带领宗教学院的学生住在城里亚斯立堂(今天的崇文门堂)到各个教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当时燕大全校由院长和教师出面主持此项工作的、宗教学院是少数几个学院之一。
[6]《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9月23日。
[7]五名代表为吴耀宗、赵紫宸、邓裕志、刘良模和张雪岩。
[8]古爱华(Winfried Glü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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