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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赵紫宸——革新之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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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www.religionart.org

解放伊始,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新政权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确认,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的赵紫宸先生又开始了他的憧憬,即便这种憧憬有些最终变成了“遐想”。

(一)对宗教学院的憧憬
解放前后,最让赵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他对于宗教学院的掌控以及对于其未来发展的种种规划。虽然赵紫宸做宗教学院院长二十余年,但在绝大部份时间,宗教学院的绝对领导权并不在他手上。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中的定位及其人事、财务管理均由燕大的教务长司徒雷登把握,甚至宗教学院教职工有多少可支配的房产及资金,作为院长的赵紫宸都无权过问。燕京大学的当权者司徒雷登只想将宗教学院作为其在国外募集资金的一个招牌,而赵紫宸却谋划着宗教学院的规模扩大及人材培养计划,两者因为想法的不同,在抗战后的一段时间经常发生些小的摩擦,虽然表面相处融洽,其实内心的“较劲”不可避免。如前所述,为了宗教学院的发展,仗义执言的紫宸先生甚至在1946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被免去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转由司徒雷登曾经想辞退的李荣芳担任院长。为此,赵紫宸甚至有了移居香港、谋职于圣公会的想法,后来这段郁闷时光在美国讲学的过程中,逐渐被打发掉。同时,在美国赵紫宸也不甘心于自己在宗教学院的地位,如前所述,他多方筹措资金,想找到一条不依赖于司徒雷登而同样使宗教学院独立运转的经济途径。而在此期前,司徒雷登转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一事也给了赵紫宸身心解放、大施拳脚的契机。
1947年,赵紫宸由美回国后,在瑞士教会史教授王克私的提议和拥护下,赵紫宸重新被推选为宗教学院院长,而且此时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主席之一的赵紫宸,获得了宗教学院绝大部份中外教授的拥护。摆脱了司徒雷登束缚、并重新执掌宗教学院的赵紫宸力图通过他与国际教会机构及国内基督教协进会的关系,为宗教学院的未来发展带来好处。经过几年的努力,到解放初期,宗教学院的复兴已初见成效,此时,除英国宣教士修圣模、李霖朴、伍英贞、贝卢思,美国宣教士范天祥、权雅各等在学院任教外,赵紫宸已组成了清一色的中国教师团体,毕业于宗教学院教会史学系的方贶予教宗教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回国的蔡咏春教新约与神学,从金陵神学院挖过来的蒋翼振教教牧学,李荣芳担任旧约与希伯来文,赵紫宸本人讲授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此外,在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学生中赵紫宸选拔了刘清芬、张世充、骆振芳、韩宗尧、程紫明、张秀等几位颇有造就的学生当助理。在赵紫宸的心目中,此时宗教学院的教授阵营比1926年他初到燕大时的宗教学院阵容还要齐整。[1]而且,这时来院求学的大学毕业生也比从前数量多,居然超过十二人。此时的宗教学院无疑成为赵紫宸的自留地,几十年中,他为宗教学院付出的心血,终于在解放前后,这段时期得到了报答,此时,宗教学院才真正成为赵紫宸的宗教学院。这或许也是赵紫宸拒绝宗教学院整体搬迁到菲律宾、力劝蔡咏春回来任教,甚至在1951年,力主宗教学院从燕大分离的原因之一。
1949年及1950年的宗教学院,在赵紫宸的主持与呵护下,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发展过程中,但之后有两件事情引起了阵阵波澜,一是1951年政府对于燕京大学的接管,一是宗教学院院长的继任人选问题。1951年初,按照政府相关政策,燕京大学将由政府来接管,在此过程中,宗教学院的地位十分尴尬,因为作为主张无神论的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宣传基督教信仰的神学院存在于公立的大学之中。摆在宗教学院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将宗教学院改组成为中国各宗教研究的学术机构,或许政府会容许它在大学范围内成为一个部门。当然,另外一条路就是从大学分裂出来,自谋生路。[2]作为院长的赵紫宸该如何选择呢?事实上,依照赵紫宸“宗教学院应该为中国教会培养人材”的一贯主张及多年来为宗教学院付出的心血,选择“独立自办”是最符合其意愿的途径。但这个事情他本人并无法做主,于是,他多次召集教职工及在京毕业生开会商量此事,最终经过反复探讨,权衡利弊,与会多数人员认为宗教学院是教会机构,理应和教会保持密切关系,应该与教会同甘苦。而不应该更名为宗教研究所,失去其教会特色。[3]这一决定无疑符合赵紫宸的意愿。几天后,他拟出题为《燕京宗教学院今后的路向》的文件,提议将宗教学院改名为燕京宗教学院,向北京市政府登记,并向教育部请求立案。
决定独立似乎不难,但紧跟“独立”而来的经济难题便摆在赵紫宸面前,1950年12月之后,美国政府已下令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金,并禁止国内机构汇款到中国。国外的经济资助无法得到,赵紫宸召开教授会议,带头将薪金减半,同时学院起草了“告教会书”,并争得宗教事务局的许可,开始向国内的教会团体及“教会资本家”募款。1951年上半年,赵紫宸带领宗教学院师生多次到天津、上海多个教会为学院募捐,甚至于1951年4月,亲自到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敬奠瀛处筹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宗教学院共募集到资金大约一亿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民币一万元。宗教学院为此成立了董事会,董事由国内一些教会领袖组成。
与经济问题同等重要的是场所问题,教授们的住房暂不用愁。李荣芳和赵紫宸还住燕大的洋房,其他教授住在朗润园和书铺胡同的中国式房子里。办公地点也不用操心,燕京大学将宗教楼即宁德楼及以北至围墙之间的土地划给宗教学院。让师生们劳心焦思的是如何让伸入大学场地里面的宁德楼从大学里分划出来。有人主张要在学院后面镜春园里找出路,有人想在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里寻安宅,用赵紫宸的话说当时“打样画图,测量讨论,作了不少虚无缥缈的迷梦。”[4]虽然筹款问题及校舍问题让人颇为焦虑,但独立后的“燕京宗教学院”更符合师生们及院长赵紫宸的心声。最起码,宗教学院可以完全由自己做主了,可以直接面对教会了,似乎这种独立的宗教学院才更符合其本真的使命。燕大校长陆志韦在庆祝燕大公立的全校大会上,表扬宗教学院的自立精神及与教会共甘苦的精神。
此时,引起波澜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院长的继任人选问题。解放初期的赵紫宸已经年过六十,随着解放初期,尤其是宗教学院独立后,各项事务的增多,他明显感觉到体力不支,无力处理日益纷繁的社会活动。而早就埋藏在心底的著书立说的念头也让他萌生退意,宗教学院的事情完全可以让年轻人来处理,他完全可以退居幕后。人选继任问题看似简单,但却为解放初期,宗教学院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及分裂埋下了伏笔。赵紫宸在院长人选问题上,最器重的莫过于蔡咏春,他不止一次向蔡咏春本人提出他的想法,但每次蔡都以身体孱弱,不宜担负行政职务为由,婉辞这一美意。[5]这让赵紫宸很是为难,因为李荣芳年事已高,不适合担任院长职务,与蔡咏春同属盛年的方贶予又不是赵紫宸眼中的理想人选,这一人选只能从院外着眼,赵紫宸曾想邀请江文汉主持院务,但未能实现。一个偶然的机会,来自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蒋翼振步入赵紫宸的视域。解放初,蒋翼振曾经在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联合北京教会学校举行的夏令会和冬令会上担任过讲员,他的讲道很受青年基督徒的欢迎。而且蒋翼振作为圣公会的会长,他带领全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寓言教于身教的事例已经由《在坚苦中成长的家》一书的介绍而流传于基督徒圈子中,他的家庭被作者潘玉梅形容为基督化家庭的楷模。蒋翼振曾经在宗教学院进修过,给赵紫宸留下过较好印象,所以,此时他有了请蒋翼振来宗教学院任教的想法。在冬令会期间,赵紫宸曾经对蔡咏春谈起,他想请蒋翼振来宗教学院担任实用神学课程。因为蒋有社会活动能力,可以代他去参加一些会议,他说自己已经年老,不愿再整天四出开会,期望从繁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利用自己的余年去从事著作。赵先生还曾经让蔡咏春去找蒋本人谈谈。后来,赵紫宸以院务会议名义向金陵神学院函商蒋翼振来京一事。金陵复函说蒋已答应任金陵教务长一职,不可能应聘燕京。宗教学院同学又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给金陵神学院和蒋本人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希望蒋念在金陵人才济济,燕京独立之初,来燕京支援。在赵先生和宗教学院学生的请求下,蒋答应接受燕京的聘请,来此任教。
蒋翼振的到来,让赵紫宸如释重负,他在1951年秋季开学之后,多次提到改选院长的问题,但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教会负责人的认同。陈见真主教劝赵先生应继续主持院务,可由蒋翼振担任副院长,赵紫宸采纳了这个意见。院长的继任问题终于有了眉目,但在此过程中,亦造成了师生间的不和及猜忌。比如按照赵紫宸在60年代的回忆,当时李荣芳最反对请蔡咏春来,但赵紫宸不顾他的反对,不但请他回来,而且又非常器重他,甚至要把院长的职位交给他。于是“学院里分了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一派重学问,一派有自卑感;一派爱才华,偏爱比较有出息的学生,一派就自然而然和失意的学生们莫逆于心起来。”[6]而因为重点培养一些学生的作法,在学生中间也分起后来叫做“爱徒”和“非爱徒”的派别来。虽潜伏着众多矛盾、危机,但此时的赵紫宸并无暇顾及,甚至没有任何察觉,因为他此时的精力不仅仅是放在学院上,他还在为中国教会面临的革新,努力构建着他认为可行的、必要的目标及途径。
(二)对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憧憬及实践
紫宸先生除了在宗教学院这块自留地上辛勤耕耘外,以其在中国教会界的声望,还参与到解放初期中国教会改革的事工当中。而这些努力主要是在筹备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全国大会过程中做出的。1949年底,当得知中央人民政府将成立宗教事务委员会后,不少协进会委员便觉得中国基督教界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机构,代表广大基督徒与政府进行联系、沟通。鉴于此,1950年1月26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委会决定于当年7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主题为“基督教与新时代”,旨在表明基督教对当时政治处境的回应及立场。执委会针对这一计划成立了专门的筹备委员会,设立了宣言、改革、事工、机构四个小组,吴高梓任总干事一职。赵紫宸在这一机构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担任改革组组长一职,负责草拟中国教会改革方案。紫宸先生对这一任务颇为用心,之前关于中国教会改革的种种构想终于有希望在这个全新的社会中付诸于实践。经过短短半年的时间,赵紫宸草拟了三篇有关中国教会改革的论文。1950年春季,他撰写了《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发表了其关于教会改革的初步设想,初夏又发表了《用爱心建立团契》这部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7月份,完成了《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一文,这篇论文被赵紫宸认为是“第三步对于中国教会改革的看法”。
在《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一文中,赵紫宸对于在7月份全国大会上即将成立的全国性机构有着其完整设想。他认为中国基督教界届时将成立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机构来推进他所构想的改革工作。“这个机构可由现有的全国协进会改组而成。由基督教教会全国大会推出负责人来组成这个全国性的机构,由各宗派的代表人组成这机构的执行委员会,聘请干事,安排经济,规定工作计划。这个机构应当不但是一个联络,建议,研究,提倡与指导的机构,并且也是有执行全国大会决议案的权力的机构。这个机构要辅导各宗派重新估订一百年来教会事工的价值,作成详细的报告,做教会事工兴革的参考。机构里要设专门问题的研究委员会,要进行视察各地教会的工作,要联系各方面的书报文字,作改革的鼓吹。现在协进会所举办的事情,一部分可以停止或放弃,一部分可以移交给神学院或城市中的教会联合会去进行。改组之后,要紧缩,要精简,决不要扩大;要与分区的机构相联络。各大城市的教会联合会可以充当分区的机构。同时,这个全国性的机构要专门为教会本身办事,要辅助教会,使其成为真正的爱的团契。……他的中心是教会,它的目的是促成中国自养合一的教会。它自己要推进它所接受,所任办的事务,也要联络教会各方面的人才,各式样的人才,一致齐心,去改造教会,使其成为真正的爱的团契。”
协进会的构想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4月,筹委会以筹备工作时间紧迫为由,将此次全国大会的计划延期,7月份,筹委会总干事吴高梓牧师在常委会议中辞职。筹备委员会亦决定协进会因为与该会第十四届年会相近,将两次会议合并。筹委会也自行解散,连扩大的筹备会议都不需要举行了。这个决定引起教会各界的关注,对此,紫宸先生颇为失望,一方面,他坦诚:“这些变化当然是依我们对于时势的了解而发生的”,但同时亦灰心感概:“大概话已说尽,此后我不必再写关于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理论文字了。心劳力拙,游丝忡忡,从今以后,必须束身随主,服从上帝的圣命,以终我的余年。”最终,在1950年8月5日,协进会正式宣布停开。
虽然如此,赵紫宸关于中国教会改革的梦想并未完全破灭,自己的构想固然暂时搁浅,吴耀宗的革新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赵紫宸也有意无意间加入其中,毕竟这才是时代趋势。
(三)参政议政的憧憬
建国前后的赵紫宸,曾多次表述,主张作为基督徒不是一个住在真空中的个人,他的信仰不仅是个人所独有的信仰,作为中国民族的一分子,他的信仰不能与中国民族不发生关系。同时,他对于新政权又有了全新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是真心真意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劳动劳苦的大众,谋利益,谋幸福的。新政权所走的路子,所定的方向是对的;不这样中国是不能上轨道而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国家的。它所欠的就是不信上帝。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作一个绝对的判断,因为理解与行为往往有相反的表显。《圣经》里有小儿子口说遵行而不行,大儿子口说不行而实行的譬喻。外邦人比犹太人强得多。因此,我们要在实际的工作上配合新政权,拥护新政权,为新政权祈祷。”[7]于是这种新的体认加之其对信仰社会性的认同,构成其在新中国初期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无论是对于宗教学院的眷顾,还是在协进会中的改革设想,紫宸先生都是基于对一种愿景的向往,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共产主义将发现基督教是为它奠定道德和精神基础的必备力量,它仍然能在中国发挥为人民服务的长远功效。[8]而这种功效的直接表达方式莫过于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直接参政议政。
如前所述,赵紫宸作为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赵先生对他在政协中的地位十分重视,他在给蔡咏春的信其中谈到,新政协中有多位宗教界代表,其中以基督教人数最多,除他以外,还有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张雪岩等人,他们可以在会上畅所欲言。[9]而同样让刚刚回国不久的蔡咏春夫妇感动的是“赵先生以他在世界基督教界的威望和在神学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竟不顾垂老之年,坚持和人民、信徒站在一起,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教会竭尽全力。”[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吴耀宗的领导下,来自基督教界的多位人士组织了“基督教访问团”,到全国各地传递政协的统战意义及共同纲领目标,宣传党的宗教政策。1950年5月2日、6日及13日,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三次接见访问团,阐明政府的宗教政策,并对基督教的问题及未来工作提出指导,赵紫宸作为陪同人员亦受到接见。根据几次会见的精神,基督教界人士起草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经过多次修改,该宣言最终文稿由中国教会四十位领袖联名发表,赵紫宸是发起人之一。宣言主要阐明中国教会隔断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立场,并以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实现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赵紫宸对此宣言内容亦表认同。他评论道:“所发表的宣言,当然会引起各界人民的注意。我深望这一次的决心,对于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有贡献的,对于外国妄想利用宗教的痴梦,是一个重大的打击。”[11]在他的带领下,宗教学院全体师生在这个宣言上面签了名。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初,为拥护政府抗美援朝运动,宗教界人士纷纷表达爱国反帝的决心,紫宸先生亦不甘人后,他在《天风》上发文进行抨击,认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本着耶稣与恶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一定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的、破坏和平的行为。”[12]他呼吁中国百万基督徒,同心合意,拥护人民政府,全力反对美帝的侵略行为。1950年11月,他出席北京基督教人士举行的抗美援朝座谈会。12月中旬,亲自带领学生举行反奥斯汀言论的集会及游行活动。1951年1月22日,紫宸先生还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基督教界抗美援朝的决心”[13],并被选为北京基督教团体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1951年4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赵紫宸当选筹委会25位成员之一。1951年4月28日,他致函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指出普世基督教协进会违反了目标,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愤然辞去主席之职。
此时,紫宸先生坚信教会能在新中国新时代里为人民大众服务,能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上上有一些切实的贡献。但此时的他,对于基督教的边缘化地位亦表现出了某种无奈,并将盼望寄于将来,他在《宝贝放在瓦器里》一文中有这样的预言:“但是我们知道时候要到,人人丰衣足食,诸欲俱达,人必要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人的价值,意义,归宿是什么,人有没有真实性,世界有没有归宿,真理以什么为标准,道德以什么为根基。丰衣足食,知识满溢之人,必要经验到自我的孤独,人生的空虚。那时候,我们方才有机会揭开我们的瓦器,将宝贝彰显出来。我们今日的责任是坚守,是保全,是潜伏着的发展。”[14]


[1]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页。
[2]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125页。
[3]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83页。
[4]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页。
[5]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83页。
[6]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6页。
[7]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版。
[8] T.C.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Christian Century 66:9 (March2,1949), p.267.
[9]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69页。
[10] 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78页。
[11] 赵紫宸:《论中国基督教界所发表的宣言》,载《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第8页。转引自林荣洪:《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4年,第283-284页。
[12] 赵紫宸:《基督徒要抗美援朝》,《天风》年终增刊,1950年12月30日,第1页。
[13] 赵紫宸:《基督教界抗美援朝的决心》,载《真理与生命》,第16卷第1期,第11-14页。
[14] 赵紫宸:《宝贝放在瓦器里》,载《真理与生命》,第15卷第3期,1950年9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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