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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赵紫宸——失志之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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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www.religionart.org

谈到赵紫宸的晚年,人们多会提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到底有哪些?他又为什么会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笔者认为,紫宸先生在建国初期受到一些磨难,首要一个原因在于他对于基督教超越性的坚持。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强调基督教信仰独立于世俗世界的特性。这显然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对于基督教进行改造,使其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抵触的。比如,在解放前后,赵先生明确主张,“唯有基督教,因为它坚持一位超越的主和一个另外的世界,是不能调和的”、“我们不必强求调和,必得独立的,我们应当保存其独立。”[1]基于这种立场,他甚至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远大理想给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在现在及未来数年间,共产主义仍将充满激情和自信。但是在这个变幻的世界里,浪漫转瞬即逝,人类罪性与自私的事实,伴随着对属灵救赎与耶稣基督的渴求,将摆在那些曾经热心者的眼前。时候将到,也许就在不远的日子里,那时,不少共产主义者为了得到拯救,将扣敲教会的大门。”[2]这种批判和主张在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停开之后更为多见,在《宝贝放在瓦器里》一文中,他感概“基督教是奇怪的东西,它从来不愿意把宝贝放在瑰宫玉宇之内,不愿意把宝贝放在政权、军权、学权之内。放入了这些裔皇玮丽的器皿里,揭开来宝贝总是已经不翼而飞了。” 此时,与当时基督教界为表衷心如火如荼进行的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形成了鲜明对照,赵紫宸虽然也带头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且是宣言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但这种表态似乎更像是“不得以而为之”。这种为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热情浇冷水的作法无疑让紫宸先生限于孤立地位。
紫宸先生认同基督教独立于世俗世界的特性决定了他对于基督教的改造是从其宗教性着眼这种倾向。而这与当时政府力图隔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基督徒知识分子抛弃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这种改造基督教的思路是相左的。当时政府更多的是从巩固新生政权及应对国际关系这些政治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界的革新的。比如,上文提到的周恩来会见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过程中,明确提出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隔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正是周总理的这种指示让吴耀宗等人本来拟好的为教会争取种种合法权益、为信徒争取信仰自由的提案,更改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篇宣言,即“三自宣言”。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中央委员会第七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亦曾发言表明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人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3],1951年4月针对基督教界进行的控诉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基督徒的控诉运动,乃是基督徒以亲身经受与耳闻目见的美帝国主义迫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这是广大教徒中普及与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广大教徒的迫切要求。”[4]而在紫宸先生眼里,教会“三自”的实现完全是从宗教性上来讲的,这点在赵紫宸1950年,为筹备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会所写的三篇代表性论文中,均有明显表现。
紫宸先生对于新处境中,中国教会的改革途径提出了众多立足于宗教性层面的见解。比如他认为新教自路德改教以来,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偏倚自由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在新中国是不合适的。教会本质方面的建设是社会大众方面的,而不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会应建立一个共同改革教会的意识,一个能够收拾一盘散沙的爱的团契,一个民主的、大众的、自立、自传、统一的教会,这不是放弃因信称义的道理乃是纠正自由个人主义的偏差。[5]赵紫宸曾经对这种社会大众方面的爱的团契进行过如下憧憬:“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之内,一个人穷,大家援助他使他胜过穷,一个人病,大家看顾他使他得到健康。最小的兄弟受最亲密的关心;最弱的姊妹,得最热切的扶持。圣徒是一家的,有共同的忧患有共享的安慰,在这相共的爱里,人人感觉到上帝的临在,圣灵的感动。教会于是乎成了上帝真实的凭藉,福音有力的见证。”[6]对于信徒个人的革新,赵先生认为从信徒的角度来说,他们和基督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应该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而当时现实的情况却是很多基督徒因为失去国外教会机构的经济支持而人心惶惶,甚至信仰上出现了动摇。用赵紫宸的话说,“有了美金,基督徒的生活与心态是一样;没有了美金,他的生活与心态又是一样。”[7]无疑,新时代之下,教会要革新,信徒本身更要革心。
紫宸先生的变革主张均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基督教本身不需要任何变革,需要改变的是基督教会、信徒及其领袖的种种偏颇见解。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对于基督教的负面看法,比如说宗教是鸦片,是唯心论等,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基督教的本质,只看见了“基督教所穿的不三不四的衣服。衣服是可以换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不变的。”[8]当然,赵紫宸认为之所以有这种曲解,原因不在于外界的抨击与批判,而在于基督教教会内部的错误和罪恶。既有来自西方基督教教会的罪恶,也有中国信徒的愚昧、迷信、依赖、自私和狂妄。以“基督教是唯心论”的说法为例,赵紫宸反驳道:基督教是一种生命,中间包含着一个永恒与暂时、常住与变异、绝对与相对、一体与多数、无穷与有限、自同与异别、自由与必然、上帝与世人种种觭偶的情形。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时时要求着一种理解,它凭借当代最有力的思想为自己作解释,马克思的时代唯心论最兴旺,教会也藉着唯心论讲基督教,所讲的自然会与现实脱节,于是乎基督教就更成了唯心论。[9]所以,在赵紫宸看来基督徒“不必与人辩论基督教是不是唯心论,是不是唯物论,因为基督教是实行,是生活,不是这个论,那个论。”基督徒“不必,也不当争得面红耳热,证实基督教不是鸦片,不是迷信,不是温情主义,不是个人自由主义,不是科学昌盛之后必然消亡的东西,不是社会需要解除之后必然无存的人类的靠傍。……这是用实行证道的时候。若没有行为,没有成绩,没有于人群社会有益的实际工作,多说多话,适足以表明我们(基督徒)无耻的空虚。”
赵先生当时还有一些看法是与当时人们的认识不同的,即对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赵紫宸始终将个别传教士与西方基督教会割裂开来看,他认为“教士中间不少真心爱人的男女;他们真感动人,也真叫人爱他们。因为爱他们,也就对于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发生了好感。……”[10]他甚至为传教士辩护说“西宣教师藉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作威作福的事情少,中国教徒仗势欺人,瞒着西教师去作恶的成分多。教会里的中国牧师教友都自动得仰承西宣教师的鼻息,造成了买办的作风。这一大半是中国人的不好”,所以只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教会“退居了客位,不再有任何人员的权柄”,肃清这种“借来的帝国主义的成分”,问题便解决了一大半。[11]无疑,这种对于传教士的辩护是与时局不相容的。
终于有一天,紫宸先生发现政府所主导的改革与他的想法并不一致,政府讲改革主要讲改革与帝国主义及传教士的关系。而这些在他看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他甚至在《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一文中,提出如下主张:“我们不必大讲教会的改革了。西国宣教师快要走完了,美金英磅快要停止供给了,与普世教会的联络也快要减至最低限度了;教会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革呢?教会不能再被怀疑是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的工具了,我们就不必着急去消除从帝国而来的毒素。教会的典制,遗传,神学,教义,也没有可以改革的,且也不是提倡改革就可以变更的。不自养只有灭亡,不合一只有软弱;事势所至,教会自必走上上帝所指示的道路;我们还有什么教会改革的事可以提倡呢?”[12]此时,他并不明白,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改革并不仅仅限于表面上教会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某些传教士之间的联系,更在于受这些国家和传教士影响的信徒的心理,这种改革,在政府看来才是最根本的。
总之,政府认为基督教的革新运动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当时政治化的含义远大于其宗教内涵。相反,紫宸先生更多从基督教本身来理解自治、自养、自传的含义,而不是从帝国主义与传教事业相互勾结这个问题上着眼。或许更为准确的说,他并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问题,而是觉得在传教士都已离开中国、教会与国外资金都隔断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政治层面的改革,或者说这种改革已经完成了,紫宸先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才刚刚开始。对此,黄秀英女士在《我的伴侣蔡咏春》一书中曾分析道:“不幸的是先生忽略了‘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实行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前提,而且所要割断的不仅是人员与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倾向、观念形态和思想感情上的瓜葛。在当时全国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形势下,教会人士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正义的要求。毋庸讳言,以赵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构成了当时三自爱国革新运动的障碍,自然要遭到批判、肃清。”[13]
赵紫宸受到批判,还与他放弃宗教学院公办的机会,将其独立不无关系。用赵紫宸自己的话来说,虽然“北京得到解放,而我想办好宗教学院的迷梦,却没有得到解放。”[14]赵紫宸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宗教学院上。为了解决宗教学院的经济困境,赵紫宸不但到全国各地募款,甚至还将募款活动延伸到政府力图斩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北京会议”上,就赵紫宸回忆,在北京会议上,他与蔡咏春等手忙脚乱地拉拢到会的教会领袖们,请他们作宗教学院的董事,想通过他们来得到一个由教会担负的经济来源,其中不少教授领袖答应了这个请求,到学院来享受了一顿学生们烹调的好饭。为了让宁德楼的办公独立于燕京大学,师生们苦思冥想,甚至对于当时在燕京大学如火如荼进行的控诉运动也无人参与。据蔡咏春爱人黄秀英回忆,1951年3月8日,燕京大学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运动,师生们在贝公楼礼堂举行的控诉大会上,却没有人上台发言。这时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燕京大学由政府接管,宗教学院怎么办?”[15]
而宗教学院受到的诟病还远不止这种政治不专、“不要共产党的干涉”[16]的作法,据赵紫宸回忆宗教学院有些师生是反共的;学院人数之所以在建国初期反而增多,许多是逃避现实而来的。其中有两个学生后来发现是被管制分子;有一个女学生据说是国民党新妇女运动的骨干。学生与反动学生相呼应,用信仰来抵抗政治活动。燕京大学原有的属灵派、福音派学生反对抗美援朝,反对捐钱支援志愿军,反对在宁德楼礼拜堂悬挂国旗。而且从前学院是以现代派著名的、反对属灵派、反对文化程度低劣的小宗派的“学术机构”。解放之后,因为与“属灵”的耶稣家庭打交道,也属起灵来。讲道理,设圣餐,大学毕过业的宗教学院学生中,有人竟倒在地上发抖乱叫,受了“圣灵”。赵紫宸坦诚对于宗教学院各种新发生的问题没有料到,对于学生心里想什么也没有预料到。对于燕大基督教团契的种种,除讲道外,自己也没有过问,“而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却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那夜鹰的眼睛就睁不开了。”[17]
对于赵紫宸的指控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这些原因在现在看来似乎让人啼笑皆非,但在当时那种国内环境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下,这些均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比如,有人控诉说紫宸先生企图营救6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赵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一文中,对此也有提及:“有些美国人知道赵紫宸曾作为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请我为他们办事。撤到香港的卫公理会干事美国人麦可哀写信给我,要我请求政府为他找寻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某牧师及其家人。曾在浙江吴兴当过医生的八十多岁的美国人孟杰寄支票来,要我请求政府让被俘的美国士兵某买营养的食品。曾在湖南长沙办教育的美国人胡美写信来,要我请政府寻找一个美国兵。”[18]
紫宸先生受到公开的批判应该说是从三反运动开始的,在之前的控诉运动过程中,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1951年4月,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处理美金冻结后基督教团体的善后问题,但此次会议更多的是关注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在会上,代表们被要求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中国进行侵略的行径。当时赵紫宸代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席此次会议,也准备了发言,他控诉的对象是前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和赵担任六主席之一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由会后展开,教会大学“作为美帝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针对教授们的所谓“崇美、亲美、恐美”倾向,各大学纷纷举办展览会、演讲会、控诉会来揭露美帝罪行。1951年7月起,控诉运动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展开。期间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学习会、报告会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11月24日,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大会在宗教学院举行,作为院长,赵紫宸第一个上台控诉司徒雷登,控诉的最后他表态道,“我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但是我相信一个老年人如果能够下决心,一定可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虽然不能像快马那样奔跑,但是要像骆驼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上革新。”[19]
此后,应接不暇的政治运动让紫宸先生应接不暇,似乎他同时也感受到种种压力向自己袭来。1951年秋季开学后,赵紫宸多次以自己年老体弱、思想不适应新环境为由,提出改选院长问题,但当时未获三自革新运动领导人吴耀宗以及圣公会主教陈见真的同意,如前所述,陈建议蒋翼振担任副院长,来帮其渡过难关。赵紫宸的预感是正确的。1951年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为名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三反运动很快转变成思想改造运动延伸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知识分子在此受到冲击。燕京大学也成立了“纪律节约检查委员会”,宗教学院在其领导下开展政治运动。该次运动主要由“反浪费”、“继续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及自我检讨三个阶段构成,在此过程中,紫宸先生与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校长陆志韦受到最严厉批判。陆志韦被指控为披着学术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张东荪被指控为披着政治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赵紫宸被指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罪状是以宗教名义传播美帝国主义,破坏新中国社会。他谈论“爱心原则”及“基督徒的双重观点”,从而使不少教会对抗美援朝运动态度冷淡,对爱国革命没有贡献。当时校内的控诉委员会指摘赵紫宸对政府阳奉阴违,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并与帝国主义者如香港的圣公会会督何明华,美国的温德生(H.P.Van Dusen)和毕范宇互相勾结,以敌为友,又从蒋帮获取援助,这一切行为均无可宽恕。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邓之城在当时的日记中曾记载“二月十一日,赵作第五次检讨,非难峰起。”“二月二十五日,晚7时开大会向赵紫宸提意见者百余人,有要求撤职查办者,至12时一刻才结束。”[20]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巫宁坤在其著作中也曾描述过赵紫宸的遭遇,“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21]
1952年3月初,赵紫宸至少两次呈交自我批判的坦白书,但都没有被控诉委员会接受,最终“纪律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利用宗教有组织有计划散步毒素破坏新中国;担任世界反动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之一;身为政协代表,对政府政策阳奉阴违;抗拒破坏三自革新,甘心与敌为友……”等罪名,“当场接受群众的要求,撤销其院长的职务。3月17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凌贤扬也公开宣布,撤销赵紫宸会长及在圣公会华北教区的职务。宗教学院院长一职,由蒋翼振暂代。[22]除了赵本人外,五位宗教学院老师(蔡咏春、张士充、张秀、程紫明及韩宗尧),则被指控为赵紫宸的“爱徒集团”成员,受到批判。整个批判的重点,是赵紫宸及其爱徒集团,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一系列的破坏三自革新的活动。”[23]
受到批判后的10余年间,赵紫宸过着孤寂、矛盾的生活,因为自己的“反动身份”,所有教会人士,甚至连他的学生都很少与其来往。只有学生韩宗尧偶尔来探望,这让老人家略感欣慰。1958年,赵先生曾邀请几个学生在一个餐馆吃饭,据在场学生回忆,经过几年的孤独与失落,这次聚会给他老人家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告别时,他依依不舍,表示希望以后能多见面。
虽然被孤立,但在这十几年间,生活对于赵紫宸无论如何称不上是平淡的。好像这个受过无情批判的人,作为曾经的一杆旗帜,还是有其利用价值的。这种价值有时表现在历次运动中,对其进行迫害而带来的警示作用,有时亦表现在邀其表态,而作为改造成功的示范,紫宸老人无奈的任人摆布。1953年4月,北京神学院、联合女子圣道学院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燕京协和神学院,紫宸老人被聘为研究教授。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选出139位委员,赵紫宸为42位常务委员之一。1955年4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1956年,赵紫宸当选为北京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20世纪60年代初,赵紫宸以七十多岁高龄,还在24天内,坚持每日9个小时工作,写出七万四千字的批评尼布尔神学的专著。此时,他还偶尔获得一些演讲经历,据学生骆振芳记述,1962年夏,他在北京出席过一次北京教会领袖的聚会,会上他曾经发表过批判西方神学思想的演讲。
文革期间,紫宸老人不断地被批斗,抄家,体罚,甚至被强制每天扫马路、到街道居委会糊纸盒、甚至去北京西郊某农场劳动以改造思想。对于这一切,老先生都毫无怨言,直到有一天被自己的学生扇了一记耳光,老先生才对施暴者发怒道:“毛主席批判武斗,你们还打我,你们违背毛泽东思想。”而这种反抗带来的是更残酷的待遇。老人这时候已经有些绝望了,曾经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多年没工资,没身份,一身的才华无任何用武之地。期间,他以几乎绝望的口气给宗教部门写了一封信,祈求他们能发些工资,因为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大儿子一人的工资来勉强支撑。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正义,仗义执言,为吴晗、邓拓、廖抹沙和翦伯赞申辩,为此受到更严厉的迫害,后来儿子景伦之妻张素初(张治中将军的女儿)与邓颖超谈及赵的遭遇,直到周恩来批示,施暴者才停止对赵紫宸的迫害。[24]长期的体罚,加之年迈,赵紫宸的听力每况愈下,二子赵景德曾寄回一副助听器,但被红卫兵破坏。1973年,蔡咏春夫妇来看望他,双方只能以笔纸来交换思想。
1988年4月3日,北京市政协、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燕京大学校友会、燕京神学院四个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了赵紫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丁光训在会上为赵紫宸先生的一生做了总结,并对其晚年的坎坷经历做了如下精辟分析:
赵紫宸先生是位才华出众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遭到现实的打击。他不甘心背叛自己的理想。就这样,在我的印象中,他不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人。
……
他向国外兴高采烈的报告解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在国内他却成了“批判对象”。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的抗美援朝,赵先生一气之下写信去辞掉该会会长之一的职位;在国内却有人说他“别有用心”。他渴求能在教会里找到同情,找到团契,找到支持,但教会里有些人给他的待遇是“划清界限”。
……
鲁迅曾经指责过那些想叫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人。“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是鲁迅的描绘。赵先生就是碰上了一些这样的人。
……
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不能不是一个渴望友情而不可得的人,一个被人疏远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悲剧型的知识分子。[25]


[1]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载《金陵神学志》,第26卷1-2期,1950年11月,第17页。
[2] T.C.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9:11, June27, 1949, p.85.
[3] 参阅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4页。
[4] “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4月24日.
[5]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版,第39页。
[6] 赵紫宸:《用爱心建立团契》,载《真理与生命》,第15卷第1期,1950年3月,第2页。
[7] 赵紫宸:《审判之下的教会革新》,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第13页。
[8] 《本刊的话》,载《真理与生命》,15卷1期,1950年3月。
[9] 《本刊的话》,载《真理与生命》,15卷1期,1950年3月。
[10]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版,第24页。
[11]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版,第25页。
[12] 赵紫宸:《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第24页。
[13]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88页。
[14]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3页。
[15]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82页。
[16]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页。
[17]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3页。
[18]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7页。
[19] 《燕大宗教学院师生控诉美国文化侵略》,载《大公报》,1951年12月12日,另外参见《燕京宗教学院控诉大会》,载《天风》,第294-295号,第21页.转引自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03页。
[20]邓之城:《思想改造时期的燕京大学——1952年日记》,《万象》,第1卷3期(1999年3月),第93页,转引自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30页。
[21]巫宁坤:《一滴泪》,台北:远景出版,2002年,第19页,参阅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30页。
[22] 参阅邢福增:《赵紫宸的教会论——兼论其在中共建国后的教会改革观》,载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08-209页。
[23]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11-212页。
[24]黎新农:《寂寞深时悟亦深——采访赵紫宸先生在京子女轧记》,《金陵神学志》,1996年,第29期,第42页。
[25] 丁光训:《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宽容——赵紫宸诞辰一百周年有感》,载《金陵神学志》,1988年11月,复刊第9期,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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