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www.religionart.org

虽经历次批判，赵紫宸并无太多怨言，甚至将这些苦涩经历看作是一个思想守旧、且需要改造的人所应得的。他在1957年的一篇短文中说到“我是在三反中吃过苦的，而且觉得苦不胜言。但是我不要平反，因为我所受的是对于一个年老的人，一个思想不容易改变的人，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当三反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革命的过程中；人民应该要彻底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素来与帝国主义分子共事的，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之上；究竟是在人民方面呢，还是在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经验中，与我接触的党员都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来与我相交的。偏差是有的，过火也是有的；但是总起来说结果是公道的。”[1]曾经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赵紫宸，在“三反”之后不得不看病到医院挂号、购物要排队、坐车要挨挤，对此他说：“我还是欢欢喜喜地盼望社会主义的成功。因为排队的事实就是表明，现在人们可以得医治，人人可以吃肉。我受一点限制，本是理所当然。”[2]在20世纪50年代末，虽年近古稀，他仍四处参观学习。于十年大庆前，以《主人翁》为名写出了反映学习收获的思想总结，作为给祖国母亲的献礼，并十分感人的表示：“小孩子献礼给母亲，虽然不值一笑；出于至诚，母亲总是高兴的。”[3] 在《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他说：“1952年到如今，几乎十年了；十年之中，我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风反右，和长期的学习，得到了更大的解放，懂得了更多的真理。”

进入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思想运动渐趋平淡，紫宸老人的生活也变得平静了许多，每天坚持写写诗，和老伴到王府井的戏院看看戏剧，甚至还曾撰写过越剧《璇玑图》[4]，笔者曾在其长子景心老人的库房中看到过几纸箱紫宸先生此时的诗稿，这些诗歌多为革命题材，表现了他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1979年7月底，在写给他的学生骆振芳的信中，有这样一首诗：“自从锁绝四人帮，重起长征发异光。建国同心成稳定，献身现化到刚强。蓬蓬勃勃霄壤变，烈烈轰轰宇宙昌。纵使艰难还革命，本来革命正开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紫宸老人晚年与妻子和大儿子一家生活在美术馆后街22号的四合院内，本来四合院有很大的面积，但在文革期间都被其他住户占据，仅留给赵家一间房屋，无奈这间屋子只能用衣柜一分为二，一半为老两口居住，一半为儿子、儿媳居住，至今谈到老两口之间的感情，大儿子、儿媳仍然历历在目。当时因为胆囊炎，老伴多次住院，紫宸老人始终陪在病床边，拉着妻子的手，不肯放开，而自从妻子去世后，紫宸老人几乎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让很多年轻人感动不已。文革后期，陆续有访问者来到紫宸老人家中，拜访这位曾经在中国基督教界叱诧风云的思想伟人。但老人对于信仰立场的回避及其平淡心态，似乎总让拜访者唏嘘而归。此时，老人的心理又有几人能看透呢？1973年，蔡咏春和妻子去看望近20年没有音信的恩师，老人在如厕，得知高徒来访，赶紧束衣迎接，还执意留下吃饭，让学生念念不忘的是他颤巍巍站在椅子上取罐头招待他们的情形。“劫后重逢，本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似乎彼此都有一种默契，绝口不提不愉快的往事。包括后来的多次拜访在内，都只有一般的闲谈而已。加以赵先生严重失聪，他的听力本已开始减退，文革时又遭殴打，几致完全丧失了听力，我们多半靠手写来同他交谈，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畅所欲言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彼此的心曲均在不言之中。”[5]

1979年11月21日，赵紫宸逝世于北京。逝世前，他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平反。12月1日，有关人士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紫宸先生举行了简朴而肃穆的追悼会。追悼会的悼词由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的赵复三起草，赵先生亲属、学生及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等参加了追悼仪式。[6]悼文指出：“正当知识分子能有更好的机会为祖国服务的时候，赵先生不幸逝世。这对我国基督教界是一个损失，我们多年与赵先生相处的后学，更是从此失去了一位导师和长者。”[7]

紫宸老人在平静中离去了，可有关晚年赵紫宸的基督徒身份始终在教会界及学界存在争议。1979年7月25日，赵紫宸给德国学者古爱华的信中提到：“我不曾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未能负起应该属于我的担子。”在之前古爱华和赵紫宸在1976年7月的会面中，他坚称，基督教信仰和他自己过去在基督教圈子中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已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有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唯物主义。[8]他的儿子景德从美国返回北京探望父亲，曾于1973年6月11日写信给David Paton法政牧师，同样证实了这样的事情。[9]本文写作期间，笔者也曾带着这个问题多次来到赵紫宸长子赵景心先生家中，求证此事。景心老人表示，赵紫宸晚年的确多次有过类似表述，但这并不能代表其已经放弃信仰，事实上这种表述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些违心言行的忏悔。赵景心先生告诉我，他经常看见父亲在餐前低头祷告，并时常翻阅圣经，有一次赵紫宸曾将大儿子叫到身边诉说自己的苦衷，至今有一句话让这位92岁的老人印象深刻，“反对朋友比反对敌人难得多”，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赵先生不得不对一些神学家、传教士进行一味的“控诉”，而非全面客观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也包括昔日好友司徒雷登等人。这些违心的作法让秉着一颗知识分子良知，并虔信基督的老者内心备受煎熬，这种煎熬甚至超过了他在40年代半年的监禁生活所遭受的牢狱之苦。牢狱中，他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的批判来得更自然，更容易，更无恐惧感，而解放后对于朋友的批评虽无生命之忧，却有失去信仰生命之患。他或许认为这些作法违背了基督的教导和启示，“我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正是对于这种心境的表达。

人们该不该理解紫宸老人的想法和作法，老人心理的不安已经说明了他的痛苦挣扎及对未来的一丝勉强的憧憬。何况在此情况下，老人并没有放弃对于宗教信仰的实践，景心老人的话也有其他佐证，紫宸先生在给学生骆振芳的信中提到“自从去年九月我老伴去世我即读旧新两约。新约已全读毕，九月已读到约书亚。要看宗教历史的过程。无穷世宇都是上帝治理的么。或是自然进行。”[10]在1973年一次会谈中，他谈及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意义，“在今天，宗教在中国没有名字；他不是基于教训、教义或假设，而是基于实践。”[11]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中，他的女儿北京大学外语系赵萝蕤教授也说：“他也常常研读新旧约圣经，继续思考着他最关心的宗教问题。”[12]

赵紫宸晚年还曾讲过，“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与整个燕京大学一样，是一个制造亲美、崇美、恐美、依靠美、艳羡美的，散布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气氛的所谓学术机构。它所传的不是救人而是害人的‘宗教’，它所讲的爱是温情主义和伪善主义，全无一点真实性。它所指的天堂永生，上帝的神治，地上的天国，耶稣的福音和基督的救治等等，全是假的，没有丝毫客观的实际。它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的产物，而美国的基督教教会早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偶像和尾巴。他的消灭是必然的，不用再提它，让世界上不再留下它的影子吧！”[13]有人据此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赵紫宸，已经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作为，并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但通读这段话所产生的背景及上下文，我们很容易发现，说紫宸先生此时对之前燕京大学的所作所为及其所宣讲的宗教进行反省固然不假，因为这些宣讲在每种程度上就像赵先生所说的确与美国的利益及部份外国传教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在赵紫宸几十年的宗教学院生活中，是有深刻体会的。但若说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这点并没有什么依据，反倒在这段话所出的文章中，处处体现了他如何让“基督的福音放光芒”而进行的努力以及为这种努力受到阻碍而引发的惋惜。比如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当时“要办好宗教学院不是没有法子的，但若全由司徒雷登颐指气使，学院是永远不会为基督的福音放光辉的。”于是他乘司徒雷登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每周给他写一封信，请他注意宗教学院可能的贡献以及中国对于福音合理宣传的急迫需要。为此，他还被司徒雷登免掉了院长一职近两年的时间。此时，他认识到“美国教会和它差遣到中国来传教的宣教士，并不打算救中国，使中国排除落后的状态，而是要用美国的改头换面的所谓基督教来灌输美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借以把中国变成为依赖美国的新式半殖民地。”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解放初期宗教学院内部矛盾时痛心地指出：“教授们与教员们拿半薪，受了煎熬，这虽是大家举手决定的，但内心不满意，便在彼此妒忌和憎恶上发作了出来。从我所了解的基督教来说，大家为了基督的缘故而穷了些，该会使彼此更加亲热的，而结果竟适得其反，怨得谁呢？我晓得了，学院里这些圣徒们并不一心一意团结在上帝周围，并不真正有一个共同的大事业，并不要走所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真信仰。”很明显，要说赵紫宸此时抛弃了信仰，那么他抛弃的只是与他所坚信的“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的道路”相违背的温情主义和伪善主义。

对于他晚年的信仰状况，德国学者古爱华谈到“他多年来倍受困扰，只是一个人独自在奋斗，书籍都被充公，又经常受到公共的控诉和屈辱，实在再无法继续他的神学工作了。环境势力的强大，是他力有所不胜的。”[14]香港学者邢福增认为：“显然，连串的政治运动已经把赵氏彻底改变了，他必须接收与学习更多的‘真理’，并且扬弃教会乃时代先知的主张，甚至全然否定自己过去所赤手的信仰内容。我们可见，在外在政治环境的冲击下，其‘内圣’之学受到眼中的扭曲与萎缩了。”[15]香港学者吴利明提出“虽然我们或许不应因此而对他（赵紫宸——笔者注）有太苛刻的批评，因为这是关乎一个人基本的信念和生存在两个世代之间所引起的恐惧、忧虑，和彷徨。赵紫宸似乎未能超越这一切，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期望他或是任何人能够这样做。”[16]以上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更多的是为赵先生晚年在信仰立场上的转变进行解释，甚至是某种开脱。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赵紫宸先生的信仰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需要开脱，因为这种转变是在爱国与爱“教”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所作的自然，甚至是必然选择。赵紫宸先生一生的实践说明，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者。当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伪善主义、各种类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排他主义结合在一起时，爱“教”与爱国无疑是相互冲突的，在当时人们欢欣鼓舞迎接新中国独立的时刻，在人们欢欣雀跃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时刻，这种伪善的“教”不爱是自然的，而存于内心中的“真正的福音”和“十字架的讯息”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其所表达的爱国热情、其对之前信仰的反省并不矛盾。赵先生虽经历“失志之悲”，但却“矢志不渝”。

丁光训在纪念赵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从赵紫宸的遭遇中得到的“信息”对于我们当代人仍有效力——“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宽容、更多的不同的芳香，许可精神用更多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为人类造出更丰富更多彩的文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