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www.religionart.org
虽经历次批判,赵紫宸并无太多怨言,甚至将这些苦涩经历看作是一个思想守旧、且需要改造的人所应得的。他在1957年的一篇短文中说到“我是在三反中吃过苦的,而且觉得苦不胜言。但是我不要平反,因为我所受的是对于一个年老的人,一个思想不容易改变的人,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当三反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革命的过程中;人民应该要彻底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素来与帝国主义分子共事的,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之上;究竟是在人民方面呢,还是在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经验中,与我接触的党员都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来与我相交的。偏差是有的,过火也是有的;但是总起来说结果是公道的。”[1]曾经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赵紫宸,在“三反”之后不得不看病到医院挂号、购物要排队、坐车要挨挤,对此他说:“我还是欢欢喜喜地盼望社会主义的成功。因为排队的事实就是表明,现在人们可以得医治,人人可以吃肉。我受一点限制,本是理所当然。”[2]在20世纪50年代末,虽年近古稀,他仍四处参观学习。于十年大庆前,以《主人翁》为名写出了反映学习收获的思想总结,作为给祖国母亲的献礼,并十分感人的表示:“小孩子献礼给母亲,虽然不值一笑;出于至诚,母亲总是高兴的。”[3] 在《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他说:“1952年到如今,几乎十年了;十年之中,我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风反右,和长期的学习,得到了更大的解放,懂得了更多的真理。”
进入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思想运动渐趋平淡,紫宸老人的生活也变得平静了许多,每天坚持写写诗,和老伴到王府井的戏院看看戏剧,甚至还曾撰写过越剧《璇玑图》[4],笔者曾在其长子景心老人的库房中看到过几纸箱紫宸先生此时的诗稿,这些诗歌多为革命题材,表现了他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1979年7月底,在写给他的学生骆振芳的信中,有这样一首诗:“自从锁绝四人帮,重起长征发异光。建国同心成稳定,献身现化到刚强。蓬蓬勃勃霄壤变,烈烈轰轰宇宙昌。纵使艰难还革命,本来革命正开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紫宸老人晚年与妻子和大儿子一家生活在美术馆后街22号的四合院内,本来四合院有很大的面积,但在文革期间都被其他住户占据,仅留给赵家一间房屋,无奈这间屋子只能用衣柜一分为二,一半为老两口居住,一半为儿子、儿媳居住,至今谈到老两口之间的感情,大儿子、儿媳仍然历历在目。当时因为胆囊炎,老伴多次住院,紫宸老人始终陪在病床边,拉着妻子的手,不肯放开,而自从妻子去世后,紫宸老人几乎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让很多年轻人感动不已。文革后期,陆续有访问者来到紫宸老人家中,拜访这位曾经在中国基督教界叱诧风云的思想伟人。但老人对于信仰立场的回避及其平淡心态,似乎总让拜访者唏嘘而归。此时,老人的心理又有几人能看透呢?1973年,蔡咏春和妻子去看望近20年没有音信的恩师,老人在如厕,得知高徒来访,赶紧束衣迎接,还执意留下吃饭,让学生念念不忘的是他颤巍巍站在椅子上取罐头招待他们的情形。“劫后重逢,本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似乎彼此都有一种默契,绝口不提不愉快的往事。包括后来的多次拜访在内,都只有一般的闲谈而已。加以
紫宸老人在平静中离去了,可有关晚年赵紫宸的基督徒身份始终在教会界及学界存在争议。
人们该不该理解紫宸老人的想法和作法,老人心理的不安已经说明了他的痛苦挣扎及对未来的一丝勉强的憧憬。何况在此情况下,老人并没有放弃对于宗教信仰的实践,景心老人的话也有其他佐证,紫宸先生在给学生骆振芳的信中提到“自从去年九月我老伴去世我即读旧新两约。新约已全读毕,九月已读到约书亚。要看宗教历史的过程。无穷世宇都是上帝治理的么。或是自然进行。”[10]在1973年一次会谈中,他谈及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意义,“在今天,宗教在中国没有名字;他不是基于教训、教义或假设,而是基于实践。”[11]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中,他的女儿北京大学外语系
赵紫宸晚年还曾讲过,“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与整个燕京大学一样,是一个制造亲美、崇美、恐美、依靠美、艳羡美的,散布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气氛的所谓学术机构。它所传的不是救人而是害人的‘宗教’,它所讲的爱是温情主义和伪善主义,全无一点真实性。它所指的天堂永生,上帝的神治,地上的天国,耶稣的福音和基督的救治等等,全是假的,没有丝毫客观的实际。它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的产物,而美国的基督教教会早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偶像和尾巴。他的消灭是必然的,不用再提它,让世界上不再留下它的影子吧!”[13]有人据此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赵紫宸,已经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作为,并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但通读这段话所产生的背景及上下文,我们很容易发现,说紫宸先生此时对之前燕京大学的所作所为及其所宣讲的宗教进行反省固然不假,因为这些宣讲在每种程度上就像
对于他晚年的信仰状况,德国学者古爱华谈到“他多年来倍受困扰,只是一个人独自在奋斗,书籍都被充公,又经常受到公共的控诉和屈辱,实在再无法继续他的神学工作了。环境势力的强大,是他力有所不胜的。”[14]香港学者邢福增认为:“显然,连串的政治运动已经把赵氏彻底改变了,他必须接收与学习更多的‘真理’,并且扬弃教会乃时代先知的主张,甚至全然否定自己过去所赤手的信仰内容。我们可见,在外在政治环境的冲击下,其‘内圣’之学受到眼中的扭曲与萎缩了。”[15]香港学者吴利明提出“虽然我们或许不应因此而对他(赵紫宸——笔者注)有太苛刻的批评,因为这是关乎一个人基本的信念和生存在两个世代之间所引起的恐惧、忧虑,和彷徨。赵紫宸似乎未能超越这一切,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期望他或是任何人能够这样做。”[16]以上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更多的是为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
丁光训在
[1]赵紫宸:《说几句心理的话》,载《天风》,总532号,1957年7月8日,第4页,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2]赵紫宸:《说几句心理的话》,载《天风》,总532号,1957年7月8日,第6页。
[3]张士充:《研究赵紫宸先生神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载《金陵神学志》,1988年,复第9期,第25页。
[4]该文描述才女苏惠轶事,发表于香港《海洋文艺》1987年第7期。
[5]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稿),第134页。
[6]关于赵先生的生年,在他的追悼会上称是1888年,但赵在
[7] 骆振芳:《怀念赵紫宸先生》,载《天风》,1987年第4期,第26页。
[8]古爱华(Winfried Glü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9] 参阅刘清芬:《深切怀念和景仰赵紫宸老师》,《金陵神学志》,1988年9月,第98页。
[10] 骆振芳:《赵紫宸博士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载《金陵协和神学志》,1985年12月,复刊第3期,第34页。
[11] 胡仲扬:《另一次访问中国》,见《景风》16,1973,第157页。转引自古爱华(Winfried Glü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12]骆振芳:《赵紫宸先生神学思想中的智慧(二)》,载《金陵神学志》,第19期,1993年2月,第50页。
[13]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28页。
[14]古爱华(Winfried Glüer):《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15]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17页。
[16]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17]丁光训:《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宽容——赵紫宸诞辰一百周年有感》,载《金陵神学志》,1988年11月,复刊第9期,第100页。